不是一个人，不是两个人，不是十个人。是一片人。站在那片珍珠sE的虚无地平线上，从左到右，从近到远，密密麻麻，全部都是同一个人。全部都是我。不同年龄的我，不同穿着的我，不同状态的我。最近的离我大概只有五步的距离，最远的站到视线尽头，变成一个一个细小的剪影，跟珍珠sE的背景几乎融为一T。他们全部都在看我。
五岁的我。头发很短，穿着一件太大的hsE雨衣——那件雨衣是母亲买给我的，她说「hsE在雨里b较明显，不会被车撞」。雨衣的帽檐太大了，盖住他半张脸，只露出一双眼睛。他的眼神不是小孩的好奇，而是一种很深很深的、不应该出现在五岁脸上的了然。他已经知道自己的结局了。但他站在那里，没有哭。
六岁的我。穿着小学一年级的制服，领口第一颗扣子没扣，因为那时候我还不会自己扣扣子，母亲每天上学前都会蹲下来帮我扣，但她那天加班没有回来，父亲帮我扣错了一颗，整排扣子歪歪斜斜的。他歪着头看我，表情很困惑，像在问「你为什麽长这麽大了」。
七岁的我。手里拿着一份报纸——是父亲的报纸，头版头条是某个政治人物的丑闻，但地方版有一篇很小的新闻，标题是「本报讯：昨夜无异常」。他没有看我，低着头很认真地在读那份报纸，嘴唇微微动着，像是在一个字一个字读出声音。
八岁的我。就是刚才第一个出现的那个，穿着蓝sE外套，手里握着一颗橘子口味的糖果。他又出现了，站在人群的第一排，但这次他没有说话，只是对我微微点了一下头，像是在说「你继续走，不要停」。
九岁的我。膝盖上贴着OK绷——是郭伯帮我贴的那一张。我那时候在顺兴号门口摔跤，膝盖破皮，哭得很大声，郭伯从柜台下面拿出急救箱，一边帮我贴OK绷一边说「男生不可以哭」。但他自己眼眶红红的，因为他帮我消毒的时候我喊了一声「好痛」，他说「对不起郭伯手太重了」。
十岁的我。戴着眼镜——不是近视眼镜，是父亲的老花眼镜。我趁他睡着的时候从茶几上偷拿的，戴上去之後整个世界都变模糊了。我那时候想T验看看父亲眼中的世界长什麽样子，结果什麽都看不清楚，只看到一团一团的光晕。我把眼镜放回去之後跟父亲说「爸你的眼睛坏掉了」，他笑了很久。
十一岁的我。穿着黑sE的丧服。那是祖父过世那年。祖父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跟我说「这场雨有问题」的人。他那时候已经很老了，老到皮肤薄得可以看见血管，他握着我的手，说「阿彦，你长大之後，要记得一件事。雨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。雨是从时间里面渗出来的。」我那时候听不懂，以为他在说胡话。现在我懂了。他没有在说胡话。他是在把他的最後一个秘密交给我。
十二岁的我。站在人群的正中央，跟我同年，同一天，同一个模样。穿着一样的灰sE长袖，一样的深sE长K，一样的防水外套，帽檐压得一样低。但我们不一样。他的眼睛是空的。不是没有眼球的那种空，而是什麽都看过了、什麽都不需要再看了的那种空。他已经走完了我接下来要走的路，然後回来站在这里，变成另一条没有被选择的分岔。
「你是哪一个版本？」我问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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