所以他在一边咬牙坚持，一边苦苦思索问题到底出在哪里？
出在哪里呢？这也是后世政治家、史学家争论不休的问题。有人说是新法本身的痼疾；有人说新法是好的，只是下面人阳奉阴违、给执行坏了；还有人说，上官丞相太过自傲，不能团结群众，以至于众叛亲离、变法失败，等等等等，众说纷纭。
直到大学者王安石发表了《论上官云鹤变法失败疏》之后，终于获得了各方的认同，才算是形成了个官方说法：
王安石认为，有三方面原因，其一：‘上官云鹤变法’所针对的只是皮毛，却没有触及核心问题──‘支出太多’！
而支出太多则是因为朝廷冗官太多、军队空额太多。不针对到‘冗官’‘空额’，财政问题根本解决不了。但上官丞相的改革，反而是以增加国库收入为主，如此则不能解决财困。
馆陶的《改良邹议》上说的明白，除了‘开源‘还要‘节流’！通过裁汰政府冗员、缩减政府开支；通过严查军队空饷，减少军费开支。根据馆陶测算，如果节流做得好，军政开支至少会每年减少一千万两，国库又怎会拮据？
而现在上官丞相仅‘开源’不‘节流’，就好比向一个满是窟窿的水桶里注水，又怎能注满呢？
其二，政策本身也有致命缺点――拿‘青苗法‘之实行为例。青苗法规定凡州县各等民户，在每年夏秋两收前，可到当地官府借贷现钱或粮谷，以补助耕作。
但实行起来却与理想相去悬绝。如果贫困民户自愿请贷官钱，尚有可说，但实际上却是地方官强迫农民互相担保后，再逐家摊派数目，称为‘散青苗’，之所以这样做，一方面为了应付朝廷下达的任务，另一方面是为了保障秋后本息全部收回。
而在具体散派过程中，对象是中上之家而非贫下之户，盖因怕贫下户无力偿还，而人家中上之家还用得着借钱下苗、度春荒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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