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居正的内心，既为新皇树立起的绝对权威而喝彩，也隐隐地为大明未来朝堂的朝气与活力，感到深深的担忧。但他也敏锐地注意到，新皇在提升官员俸禄方面，确实是下了血本，出手阔绰。
他自己的年俸，从原本的不足一百五十两，一下子增加到了八百两之巨，若是再加上年终的绩效奖励，甚至可以达到一千二百两，这种实实在在的，看得见m0得着的好处，让他对新政的支持，也变得更加坚定起来。
次辅张四维也深知，在这样的君主手下，唯有表现出绝对的，不打任何折扣的忠诚，才能保全自身与家族。
因此，每逢议政，他总是第一个站出来，附议新皇的任何决策。後继任次辅的申时行，更是将此奉为圭臬，每逢议政，总是第一个附议新皇，这甚至成为了後来内阁的一种惯例。
但他们，也都享受到了新政所带来的巨大实惠。次辅的年俸，从原本的百两左右，提升到了六百两，这种物质上的巨大满足，在很大程度上，缓解了他们心理上的极度恐惧。
那些年轻的翰林学士们，则彻底地失去了他们那份与生俱来的书生意气。
许多人当场就吓得晕厥了过去，回家之後，一连数日都不敢踏出家门半步。
整个翰林院中，人人自危，说话做事都变得极为谨慎，就连私下里的议论，也都压低了声音，如同做贼一般，生怕被人告发。
翰林学士刘定之在一次小聚时，小声地问同僚，他们今後该怎麽办。另一个学士苦笑着说：「还能怎麽办？写颂圣的文章呗。」当有人无意中提到，自己以前还在心中默默地抗议，说新政太过残酷，太过无情时，刘定之吓得脸sE煞白，连忙伸手捂住了他的嘴，制止他说：「这种话，以後绝对不能再说了！墙有耳，隔墙有眼啊！」
很快，翰林院中，又传出了朗朗的读书声。但他们读的，不再是四书五经，而是他们绞尽脑汁新写出来的，歌功颂德的颂圣文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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